纽约莱茵克利夫 — 当 Joan Juliet Buck 完成自己回忆录的初稿时，这部由 Atria Books 出版，名为《幻觉的代价》（The Price of Illusion）的书，其手稿长达一千多页。“这就像是一份证词，”她这样评述道，这精确地描述了她在书中所提及的各种内容。

 

Buck 女士曾因为是《Vogue》巴黎团队中的唯一一位美国女性编辑，而为人所熟知。然而 2000 年，在为这本杂志工作近七年之后，她却突然被辞退。而且，尽管当时 Buck 女士并没有染上毒瘾，却被自己的上司，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 International）主席 Jonathan Newhouse 送进了戒毒中心。（然而，Buck 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去，因为这是离职协议中的要求。此外，她也承认，出于作家特有的好奇，她想亲自去见识下戒毒中心的真实情况。）

 

十一年之后，作为美国《Vogue》的特约撰稿人，Buck 女士遭受了另类公众的抨击。她曾经接受杂志社的任务，写过一篇介绍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阿萨德（Asma al-Assad）的文章。该文章发表时，采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名字：《沙漠中的玫瑰》（A Rose in the Desert）。而就在短短几周之后，阿萨德政权开始折磨并炮轰自己的人民。在此之后，Buck 女士在网络上遭到了严厉的指责，而 《Vogue》也拒绝与她续约。（数月之后，该杂志社的网站删除了这篇报道，随后 Anna Wintour 发表声明，对“阿萨德（Assad）政权所采取的行动，给予最沉痛的哀悼。”）

 

“他们之所以把这篇稿件指派给我，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比我聪明的人都拒绝了这个任务，”在谈及那篇文章时，Buck 女士说道，“我真希望，当时我也拒绝了。”

 

Joan Juliet Buck，摄于纽约莱茵克利夫一家图书馆地下室的办公室里，这位《Vogue》巴黎团队的前任编辑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幻觉的代价》（The Price of Illusion）。摄影：Collin Hughes

 

近日某个周一的下午，就在莫顿纪念图书馆 （Morton Memorial Library）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了声音沙哑却性格活泼的 Buck 女士。她在这里租用了一个角落，并将其装饰成贝都因人的帐篷，作为自己的办公室。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她都蛰居于此，专心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并且试图从物质层面上，摆脱自己从前生活的痕迹，虽然在这点上，她并没有完全成功。（她在莱茵贝克附近租下了一间公寓。）

 

去年，她拍卖了一只 Cartier 手表、数个爱马仕和香奈儿的提包、她母亲留下的镶嵌着蓝宝石的带镜小粉盒，以及更多市面罕见的物品，其中包括一套 R. Crumb 的漫画集。Buck 女士的藏书只剩余了七千余卷，它们被分别放置在纽约波基普西市的储藏间里，以及这间地下室的钢制书架上。

 

在阿萨德稿件风波之后，现年 68 岁的 Buck 女士，提到自己当时“类似感染了麻风病，”而她腿部的病变导致她迄今行走依旧有点蹒跚。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捍卫者。

 

“我认为，她当时遭受了来自《Vogue》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编辑 Tina Brown 评述道，“坦白地说，这应该是编辑的责任。你不应该只责怪作者。不和她续约是非常无情的做法，而她也并没对其缘由产生质疑。事实上，稿件交到杂志社之后，会有很多人对其进行审阅，也会有很多相关的讨论。因此，因为 Joan 的稿件而把她扫地出门，是非常糟糕的做法。”（该杂志社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Buck 女士是《Vogue》巴黎的前任编辑。摄影：Collin Hughes

 

Buck 女士说道：“当时有非常多针对我的谴责。我被骂得体无完肤。如我所知，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这变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让人不断思索，我究竟从何而来？我又将去向何方？究竟过去发生了什么？我始终不能弄清这些问题，直到我写了这本书，这样我才有权利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样我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Buck 女士最早的记忆，来自于巴黎郊外的一座粉色宫殿，这是 19 世纪时期，仿照法国大特里亚农宫（Grand Trianon）修建而成的建筑。这里也是她父母选择自我放逐，离开麦卡锡时期的好莱坞后的安身之所。她的父亲，Jules Buck，曾是一位电影制片人，而著名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是他的挚友，作为陆军战友，他曾救过约翰·休斯顿的性命。在离开洛杉矶之后，Buck 先生一直很难找到工作的机会。Buck 女士的母亲，Joyce，曾是一位舞蹈家，也是著名女演员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的好友。

 

当他们住在粉色宫殿时，法国著名演员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和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都曾是他们家的座上客。在学会英语之前，Buck 女士就已经学会了法语，而法国人的特质也铭刻在她个性之中。正如她所写到，“在我家人幻想美好的法国生活之余，却依旧渴望着，其所欠缺的规则和约束。”当一位法国保姆告诉 Buck 女士，正是她的犹太家族杀害了耶稣基督时，当时只有七岁的她很有礼貌地表示了歉意。

 

Buck 一家搬到伦敦之后，Jules 发掘了一位年轻的演员彼德·奥图尔（Peter O’Toole），并安排他参演了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随后，两人成立了一间电影公司。Buck 女士曾在怪僻的 Huston 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和所谓的“姐姐”Anjelica Huston 一起玩装扮游戏。随着奥图尔先生的名声鹊起，Jules 也交上了好运，直到 1972 年，他们因为拍摄电影《豪门怪杰》（The Ruling Class）而产生了严重分歧。带着难过和屈辱的心情，Jules 患上了躁狂抑郁症。

 

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伦敦的摩登青年，Buck 女士习惯穿着 Biba 的服饰，并对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给予了指导。在一篇新闻报道中，Buck 女士曾提到，汤姆·沃尔夫为了纪念她，在其 1968 年出版的小说《The Pump House Gang》中，以她为原型创作了一个角色。随后，这位作家给她写信建议说，“来纽约吧，”她考入了纽约的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然而，十五个月之后，她就辍学并成为《Glamour》的服装助理以及书评人。起初，她在两性关系上非常警惕。“我曾经认为，我不能那样做，直到我能养活自己，”Buck 女士这样说道。

 

Buck 女士，摄于办公室，屋内散落着她的藏书。近来，她一直在从物质层面上，摆脱自己从前生活的痕迹，拍卖了珠宝和香奈儿的提包。摄影：Collin Hughes

 

在她的书中，Buck 女士用马克思主义论点，来解释自己在两性关系上的谨慎，“这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她在书中写道，“在我经济独立之前，我都属于我父亲。”虽然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Buck 女士却先后结交了影星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银行家埃里克·罗思柴尔德（Eric Rothschild）、政治家杰里·布朗（Jerry Brown），并和一位已婚的欧洲学者保持了十五年的恋情。而加拿大才子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也曾是她的仰慕者。

 

从她少年时代起，Buck 女士就养成了在日记中认真记录对话的习惯，如今她依旧保留着这个习惯。“我会想，‘他还没有打电话，是我说错了什么吗？’”她解释道，“只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了解每天所发生事情，那就是记录下人们所说的话，而不是我自己的感受。”

 

对于 Brown 先生，她在书中提到，他曾告诉她说：“你是这种难以描述的天才，你既不仿效于谁，也不代表谁。”

 

Buck 女士曾担任法国影星兼导演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的助手，也曾为法国时尚摄影师盖·伯丁（Guy Bourdin）工作过。在她 22 岁时，遇到了著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并在他的推荐下，成为《访谈》（Interview magazine）驻伦敦的记者。“当时，我变成了一个丰腴的女孩，”她这样写道。

 

七十年代末，Buck 女士与英国作家、现任《名利场》（Vanity Fair）撰稿人的 John Heilpern 在伦敦举行了结婚。当时，她的朋友 Karl Lagerfeld 专门为她设计制作了婚纱；而作为她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好友，制鞋大师 Manolo Blahnik 也出席了婚礼。（那件婚纱，一条淡紫色的褶皱长裙，如今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Costume Institute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

 

1979 年，夫妇两人搬到了纽约之后，Buck 女士出版了小说《The Only Place to Be》，该书讲述了那些“渴望成名的人”的故事，她介绍道，然而“故事过于拖沓，情节不够紧凑。”尽管如此，这本书却受到了不错的评价。该书的出版人，Random House 的著名编辑 Jason Epstein，将 Buck 女士誉为“知性的 Judith Krantz”，而这个说法让 Buck 女士颇为懊恼。

 

她和 Heilpern 先生的婚姻只维持了五年，Buck 女士写道，“我原本希望过上平凡的生活，却没能实现。”

 

她回想起导致他们分手的那次争执，当时 Heilpern 先生指责她来纽约只是为了追逐名利，而她反驳说他只希望做个失败者。“然后他说，”Buck 女士回忆道，“‘那么我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期待的东西。’”

 

Buck 女士，摄于 1983年，洛杉矶。摄影：Alice Springs

 

Huston 女士曾这样形容 Buck 女士，“她身上兼具着 Coco Chanel 和 Isabelle Eberhardt 的特质”，后者是十九世纪出生于瑞士的探险家和作家，习惯将自己打扮成男性。“她喜欢刺激，”她补充道，“我认为 Joan 非常有勇气，经常让自己置身于险恶的环境中，也许她就喜欢这样。”

 

那段戒毒中心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Buck 女士住进了亚利桑那的诊所，按照要求进行了毒品和酒精测试，其结果显示她是清白的。而随后 Buck 女士却恳求留下来，这让诊所的主管大惑不解。“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她这样告诉那位主管。

 

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下，Buck 女士被安排与自杀未遂者同住一个房间。她提到自己的父亲曾患有躁狂抑郁症，她想知道是否也能对此进行检测。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给出的结果是“一切正常”，除了具有“偏执的迹象”。对于这份报告，Buck 女士给予了“认可”，“人们想要陷害我。”随后，她报名参加了跆拳道、嗜酒者子女互助协会、性沉溺者匿名协会以及情绪管理课程。当她在戒毒中心期间，Heilpern 先生给她送来一份摘自《纽约时报》第六版的剪报，上面报道她曾殴打过自己的出版人。当时，Buck 女士打电话给自己的律师进行咨询，“那样是合法的吗?”律师回答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不具有追索权。Buck 女士感到极为困惑不解，“《Vogue》的编辑就是公众人物吗?”

 

Buck 女士会告诉你，她并不适合担任《Vogue》的编辑，但其他人却不会这样认为。她颠覆了那本杂志刻板的风格，时常会做某些单一主题的报道，例如电影、两性以及量子力学。她还让该杂志的发行量几乎翻番。

 

Buck 女士在巴黎长大，一生被各界名流簇拥。摄影：Collin Hughes

 

“那曾是法国《Vogue》最兴盛的时期，”Blahnik 先生这样评述道。

 

Brown 女士说：“对我而言，她改变了整个杂志的风格。我认为，在思想层面，她给杂志带来了很多新颖的想法。它成为了一本被人们热议的杂志。”

 

她补充说道，那起戒毒事件让她极为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Brown 女士说道。

 

Buck 女士说，她曾询问过 Newhouse 先生，为何他会认为她染上了毒瘾，而Newhouse 先生回答说，因为当时的她异常消瘦，并且因为管理层检查一篇报道的标题，而做出了奇怪的举措。（Newhouse 先生的一位发言人称，他不可能做出那样的评述。）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声称有注射器从她的包中掉到了地上。

 

在书中，Buck 女士猜测，注射器的传言可能源自她随身携带小瓶装海水的习惯，那些海水来自水疗中心，她将其加入自己的饮料中，从而可以增加电解质摄入。最近访问 Hudson Valley 期间，她频繁使用混有薰衣草和百里香精油的香水，那是一款 Catherine Deneuve 的产品，她将其喷入来宾的手中，从而预防在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感染其他乘客所携带的细菌。

 

结束了在法国《Vogue》的工作和经历戒毒风波之后，Buck 女士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达菲，希望能在那里为她年迈的父亲找个安身之地。在巴黎期间，她就一直在照料自己的父亲。然而，在 Buck 女士将她父亲搬去那里之前，他就去世了。（早在她担任法国《Vogue》编辑期间，她母亲就因肺癌去世。）

 

“她沿袭了过去定居在圣达菲那些男男女女的传统，”《Vogue Homme》前任编辑 Richard Buckley 这样说道，“桀骜不驯的人不属于任何地方，却又能适应各种角色。她举办了很多热闹的聚会。我不是指那种人们会攀爬吊灯的狂野聚会，而是说聚会上，会出现许多有趣的来宾。除了 Joan 的聚会，你还能在别的地方碰到影星 Tuesday Weld 吗?”